去年，差不多也是这个时候，春节后北方开始回暖，来自安徽亳州的几个女中学生来到北京，开启了自己的演艺之路。在那之前，她们组成的Sunshine组合在微博等社交媒体一夕爆红——在大众看来，她们的走红是“审丑主义”的又一次狂欢；但在这几个女孩，尤其是队长Abby眼里，这完全是她们规划里的一步，只是没想到来得如此之快。

然而，这个值得让许多同龄少男少女羡慕的明星梦，却在短短一年之后，因为一场经纪合约的官司戛然而止：2月27日，Sunshine的三个成员Abby、Cindy和Dora在家人的帮助下把她们的经纪公司信念音乐告上法庭，正式提出解约。几乎在同一时间，信念音乐创始人，也是当初签下这个组合的杰斌向多家媒体放话，称Sunshine之所以毁约，是因为“有人挖角”，并点名“幕后主使”是一家叫热手文化的公司。

在舆论几乎一边倒地指向“Sunshine被人挖角”、“Sunshine红了之后忘恩负义”的时候，热手文化负责人张铠麟接受了腾讯娱乐的独家专访。与之前杰斌向记者“诉苦”时言谈中透露的无奈不同，张铠麟面对外界诸多指责却显得格外沉着冷静。

几个素人女孩在娱乐圈的这场短暂奇遇，从一开始就在公众的有色眼镜下拉开帷幕，在杰斌、张铠麟等几个二十多岁“大人”的助阵参与下，杂乱、现实，又略带滑稽。

热手文化和信念音乐眼中的彼此

杰斌的信念音乐坐落在北京东五坏外的一个小区底商，旁边的酒店式公寓是之前公司给Sunshine三个成员租的住处——40几平米的大开间，杰斌当初专门买了两张粉红色上下铺。她们接受舞蹈、声乐等培训的教室，也在同一小区。小区往东几百米，一个文创园区，张铠麟的热手文化就坐落于此——这里有间地下录音棚，是张铠麟和他的团队给Sunshine歌曲做后期混音的地方，包括去年的《我要做你女朋友》和最近炒得火热的《朵蜜》。

 

热手文化的录音棚

热手文化是一家音乐制作公司，老板张铠麟是个85后，自己会写歌会制作，手下大概有十余名音乐制作人。在他的概念里，起初与杰斌合作，签下帮Sunshine一年内完成一张专辑、两首MV的合约，目的很简单，“为了提高公司和团队知名度”。

去年春节过后，杰斌辗转20个小时，坐着绿皮火车去安徽亳州把几个在微博上刚刚走红的女孩儿签下来，如今已是人尽皆知，可以书写到他个人光辉榜里的事迹了。张铠麟说自己很认可杰斌的商业头脑，当初通过朋友介绍拿下Sunshine组合的独家音乐制作权，正是看中了杰斌的宣传能力，因为他自己的热手文化并不懂得市场推广运作。

结果在去年5月，Sunshine发行单曲《我要做你女朋友》之后，张铠麟对杰斌的做法并不满意。这首歌是由杰斌团队的创作人作词作曲的，后来被张铠麟买了版权，又重新编曲制作。“后来宣传这首歌的时候，（杰斌）到处说是自己做的，甚至说录音棚都是信念音乐的。”

 

去年5月《我要做你女朋友》的发行引起过一阵讨论

从去年5月到9月，张铠麟租用在朝阳门附近的国内知名录音棚“飞行者”为Sunshine录了七首歌，拍了两支MV，自掏腰包几十万元。就在他以为可以早于预期完成专辑时，Sunshine和信念音乐在10月“开撕”了。“我原来的设想是，发了这张专辑可以变现，起码能把成本收回来，现在等于我做了个赔本生意。”

而在杰斌口中，去年10月正是原本Sunshine专辑应该发行的时间，是他打造Sunshine组合计划中的关键一步，关系到后面的签售、年底出席颁奖典礼、盛典，甚至接下来的巡演。“出完那首《女朋友》之后，我一直在跟（热手文化）那边沟通接下来的发歌计划，结果他们一直拖，拖到9月底把人弄走了。”杰斌告诉记者。

老板的疑心病

去年9月底，是Sunshine组合的星途发生180度大转变的时间，在杰斌的故事里，这也是“几个女孩子忽然消失”的时间。在那之前的一段日子，杰斌明显感觉到组合成员的状态有些不对劲，“每天都无精打采，吊儿郎当的感觉，我当时训过她们几句，说有什么不满可以跟公司讲，她们说没事，挺好的。”

现在回想起来，杰斌一口认定那时的Sunshine组合已经被张铠麟“洗脑”了。

紧接着，就有了张铠麟“开着宾利去女孩儿老家见家长签合同”的说法。提到这个问题，张铠麟随即打开手边电脑里的文件，向记者展示：“宾利是当时跟朋友借来给她们拍《朵蜜》MV用的，好几百万的车，也不是我的，怎么可能大老远开到亳州去？”

Sunshine新歌拍MV，张铠麟借来一辆宾利

张铠麟说，之前自己和组合成员的接触仅限于几次录音的安排，私下并无联络，因为杰斌不允许Sunshine成员加他任何联系方式。“为这个事我还跟他吵过一次，我给几个女孩子写歌录音，也算是她们老师，平常关于音乐的东西要教给她们，这样的交流很正常吧。”

去年9月20日左右，在《朵蜜》的MV拍摄现场，Cindy和Abby趁休息时间偷偷让张铠麟扫了自己的微信二维码，“怕被她们公司的人看见，还故意把手机放在桌底下。”

后来，张铠麟第一次确认Sunshine和信念音乐的矛盾，是因为成员Cindy在派出所发给他的一条微信。去年国庆期间的某天，几个女孩儿回到公司宿舍，发现房间被翻得乱七八糟，在联系杰斌无果后，选择报警。当时，警察以“群租房不合法”的理由拒绝了她们的立案请求，于是在派出所里不知所措的Sunshine向张铠麟求助。“我当时就找到了张婷婷，问她要不要帮几个姑娘处理一下。”张铠麟说。

张婷婷是前信念音乐的经纪人，在去年2月底杰斌签约Sunshine组合之后，她一直负责Sunshine的演艺事务，直到去年9月初，因私人缘故离开信念音乐。“虽然离职之后没有再参与她们的事，但私底下我们的关系挺好的，当时还住在同一栋楼里，她们把我当大姐姐，有什么事我也愿意帮忙。”张婷婷告诉记者。

当天，张婷婷去派出所把几个女孩儿接了出来，并在其家人的协助下，找到了新的住所。“那时候她们就告诉我，自己不想在（信念音乐）那儿继续待了。”

在张婷婷从信念音乐离职后，杰斌同样强制Sunshine把她的微信和电话删掉。“当时Abby留了个心眼儿，把我的朋友圈屏蔽了，但还是可以正常发消息。”

金钱的问题，“友尽”的故事

张婷婷在2015年6月加入信念音乐是通过好朋友介绍，那时公司刚成立不久，杰斌还是个“光杆司令”，音乐科班出身的她为了“和朋友共同做点事”，双方完全出于信任，甚至连劳动合同也没有签。

Sunshine的走红给了信念音乐发展的契机，可就在签约Sunshine后的短短几个月里，张婷婷却觉得越来越不对劲。“当时Sunshine的所有案子都是我经手，这个活动有没有薪酬，有多少薪酬我都清楚，但（杰斌）给我的分成，和给几个姑娘的分成，明显对不上，而且他也不给她们看合同。”张婷婷告诉腾讯娱乐。

 

Sunshine从签约之初就接了不少活动通告

在签约之初，Sunshine接到了某平台的一场直播活动，时长一个半小时，以10万元谈下。最终，这次活动所得分到Sunshine成员手里的是每人800元，张婷婷拿到的经纪人分成为9000元。“杰斌跟Sunshine合同里写的是（抛去经纪人分成后的）三七分成，跟我这边承诺的经纪人分成是二八分，但是并没有做到。”

而在杰斌看来，即使这样一场薪酬10万的活动，自己也赚不到什么钱。“这种商业性的活动，我们要除去成本，因为要买话题，买营销号，动辄几千，甚至几万，剩下的部分她们都是有分到钱的。”

杰斌当场向记者展示了Sunshine方作为原告所拿出的一份指控证据复印件，三页的单子上列出了从去年2月底到9月，她们在公司期间接到的所有活动和通告，零零总总加起来二三十项，有的旁边标注“无薪酬”，有的标明了薪酬数额，有的写着“有薪酬，数额不详”。而很多写着“有薪酬”的活动明细一旁，都有杰斌用圆珠笔修改成“没钱”的字样。

“像《男人装》这种杂志拍摄采访，她们都以为有钱，”杰斌指着其中的一项说道，“其实没有，反倒我还得花几万块钱去买话题，热搜和营销号。”

 

Sunshine曾为《男人装》杂志进行拍摄采访

1990年出生的杰斌在2012年大学毕业那会儿就有了自己公司的团队雏形，后来靠在媒体公司做宣传赚到第一桶金，把从凤姐，到庞麦郎、TFBoys的走红，都归功于有自己的参与。讲起自己的营销理念，也是头头是道。

比如，在他原来为Sunshine制定的发展计划中，“赚快钱”并不在其中。“有些人说我傻，去年我要真想赚，至少可以赚200万，就是什么活动都接，什么广告都发。但你有看过Sunshine在微博发过任何一条广告吗？没有。”

杰斌说，在去年10月之前并没有给Sunshine接任何的商演，“因为我想要培养她们，不想（让她们）见光死。”

杰斌宣称自己为了捧Sunshine花掉近70万元，其中有一部分就是培训费。杰斌说，给几个女孩儿安排的舞蹈、声乐、乐器等课程，足足上满了50节，甚至连亳州当地的培训老师也找了，一节课平均600元，培训总共花了3万多元。

可这个数字，连同杰斌打造Sunshine的理想计划，在平日与组合交集最多的张婷婷眼中，并不成立。在她记忆里，Sunshine在公司的几个月时间只上过两节声乐课，其中一次还是为了直播活动，舞蹈课最多也就10节。“公司并没有给她们安排特别系统的训练，导致她们那段时间进步非常慢，没什么效果。”

张婷婷说，在发行完《我要做你女朋友》之后，Sunshine有一两个月的时间闲在家里没事可做，而与此同时，杰斌却以工作拍摄的名义去英国旅游去了。“我当时觉得再这么下去，可能（和杰斌）连朋友都做不成了，就提出了离职。” 

杰斌在其个人微博晒去英国的照片

显然，他们现在已经做不成朋友了，因为杰斌已经认定，张铠麟挖角Sunshine背后，张婷婷是“同谋”。

在向杰斌和张婷婷索要相关证据时，记者得到了同样的答复：由于案件已进入司法程序，在双方达成和解或法院做出正式判决之前，相关的证物资料并不能公开。

也就是说，杰斌在Sunshine身上赚钱还是赔钱、是否存在分钱不均的问题，目前只能停留在各方的嘴皮子上。

从Sunshine到3unshine，再到Sunshine-Future

张铠麟把杰斌的指控形容成“小朋友闹脾气”。他主动联系过杰斌，想弄明白信念音乐与Sunshine之间的问题，这被杰斌看作是一种套路。“我为什么要去破坏他和Sunshine之间的关系？我挖走她们的话，歌也发不了，对我公司又有什么好处？”

张铠麟来北京近十年，自己以前作过歌手，也给马天宇、岳云鹏等人写过歌，2012年成立热手文化到现在，虽然业务不少，但在圈内并没什么声响。自费做Sunshine 的这张专辑，一是想借势提高自己在业界的知名度；其次，拿这张专辑和QQ音乐谈独家版权，又能收回成本。

然而，在顺利发行Sunshine专辑这个“小目标”受挫后，杰斌那边的另一个动作让他似乎更看不到希望了。

去年11月7日，Sunshine组合官方微博发布声明，对Sunshine的三名成员Abby、Cindy、Dora提出解约一事做出回应，其中一条是“暂停三人的一切演艺活动”。仅过了一个月，一首改版过的Sunshine组合成名曲《甜蜜具现式》陆续在QQ音乐、酷狗、酷我等主流音乐平台上线，演唱者名单里出现了一支叫“Sunshine-Future”的全新组合，由Mio、Jennie和Oneone组成。更神奇的是，早前因学业等缘故没有来北京的原Sunshine的另外两名成员Cheryl和Nancy，也出现在了单曲海报当中。

 

新版《甜蜜具现式》不仅推出了Sunshine-Future小分队，还找回了之前的两名成员

今年1月9日某网站年度盛典上，三名新成员现场表演了“升级版”《甜蜜具现式》，杰斌全新打造的Sunshine-Future以“Sunshine小分队”的名义正式出道。

这样一来，由杰斌控制的Sunshine官方微博，如今宣传的全是新的小分队，张铠麟之前完成的大半张专辑和被人熟知的三名成员组成的Sunshine组合，成了“山寨版”。不得以之下，在宣传新单曲《朵蜜》时，三个女孩儿决定把组合名改为“3unshine”。

成员大换血引来新老成员在微博上一番互撕，在杰斌看来，这种自然发酵的话题，反而给自己省了笔宣传费用。“3unshine这个名字她们是没法用的，因为我对Sunshine注册了国际商标，相似的名字也是不合法的，”杰斌告诉记者。

果然，以“3unshine”名字新注册的组合官微遭到举报，目前活跃使用的只有Abby、Cindy和Dora单人的微博。

 

Sunshine组合新老成员在微博有过一番骂战

Abby、Cindy和Dora到底怎么样了？

作为一个音乐人，张铠麟对三个女孩儿其实是有想法的。他觉得自己借制作《我要做你女朋友》和《朵蜜》两首歌把Sunshine组合推向“洋气”、“国际化”路线的这一切努力，在新版《甜蜜具现式》出现之后，全都白费了。

他打开电脑里的文件，一边播放《朵蜜》混音完成的最终成品，一边详细解释着这首歌的创作概念——早先网上漏出的“完整试听版”是当时拍MV时使用的demo，关于这首歌，热手文化目前只发行过几版预告。

“这首歌就是为她们打造的，‘朵’、‘蜜’分别代表音符do和mi，表示它完全是跟音乐相关的，想要表达的是一种进入歌坛的决心，为了音乐事业不断奋斗，也很符合她们现在的状态。”

 

新歌《朵蜜》是张铠麟为Sunshine组合专门打造

至于会不会签约这三个女孩儿，张铠麟目前持保留态度。“如果她们愿意，家长也信任我，我觉得不是没可能。但毕竟我的公司也要考虑经营方面的问题，在（官司）解决之前，谈这些都还太早。”

张婷婷告诉记者，目前Sunshine三个成员在家人的支援下继续留在北京进行演艺培训，“把之前落下的补回来，这段时间的进步很明显，”张婷婷现在没有固定工作，有时帮忙打理一下Sunshine的生活起居。

同时，身为高二学生的她们，还即将面临会考、高考等学业问题。“现在官司搞得她们念不进去书，再加上之前已经耽误了一年，她们自己压力也很大，因为一回去，很多家里人都以为她们当了大明星，赚了很多钱。”

队长Abby很有想法，当初自己在网上搜索联系到音乐人小三真子，花几百块钱拿到了《甜蜜具现式》这首歌，并组织几名同学一起录了音，拍了沙龙照，结果还走红了。现在，过往的每一步似乎都转化成了更多的压力，尤其是来自Cindy和Dora家长那边的指责。

 

最初成立组合的一系列动作是Abby（中）的想法

Cindy性格最为开朗，几人之中长相最不出众的她，面对网上的嘲讽，经常用自黑和玩笑带过，反而成了最有话题的一位，微博粉丝也是三个人里最多的。

内向的Dora五音不全，用张铠麟的话说“她的声音在每首歌里都不一样”，加上甜美的外表，很符合二次元少女的人设。

然而，对于Sunshine组合成员目前的一切认知，要么停留在年纪同样不大，却在Sunshine来到北京之后接触最为频繁的这几个人口中，要么流传在“娱八婆”等营销大号的不同段子里。

去年5月，我们在信念音乐办公室对Sunshine组合进行了短暂采访，当时几个女孩儿坐在杰斌旁边显得拘谨客套，记者并没有直观感受到以上对各成员的描述。

之后，从去年9月底到现在，Sunshine再没有接受过任何媒体的采访。

总结陈词：

一年前Sunshine走红引发“迷之乱象”，短时间内多个草根素人团体一涌而上，大闹网络；三个月后，组合成员变更引发对Sunshine身价和品牌保鲜度等后续讨论；现在，当我们再来看围绕在这几个普通女孩身上的话题时，发现已经变成了一笔多方各执一词的糊涂账。

之后法院的判决也许会给这个疑问暂时画上句点，但大众一年来从她们身上所看到的这些折射面，并不只是黑白那么简单。